黄金作为保值硬通货，自古以来便受人推崇。可就在1961年3月20日，沈阳六一五厂却发生了一起黄金失窃案，被盗黄金总重达800两，此案甚至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。
奈何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和犯人的巧设迷局，此案多年未破，沈阳六一五厂工人们被怀疑、被审查，蒙受不白之冤。
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国家调整政策，允许黄金自由买卖，引来“雌雄大盗”以黄金兑换现金，最终落入法网，800两黄金得以重现人间。
1980年4月15日，上午9点，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，中华路营业厅内，银行工作人员正井然有序地做着手里的工作。
突然，一位衣着朴素、神色慌张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，她一边紧搂着手中的小包袱，一边不忘四周张望，宛如做贼心虚之势。
妇女找到一个窗口坐定后，颤抖着手将严实的小包袱推进窗口，银行工作人员打看一看：哎呀这可不得了！竟然是块重达3斤的高纯度黄金！
于是将黄金拿起仔仔细细地观察一番：这黄金纯度如此之高，与民间流通的差异很大，定是一块工业黄金，可上面除了明显的切割痕迹外，无任何银行标记，显然并非来自银行。
银行工作人员表面上虽不动声色，但脑海中却思绪翻滚，她借故离开，暗中将此蹊跷之事告诉了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。
为了稳住妇女，银行工作人员继续按银行兑换的正常流程，对这3斤重黄金进行估值，最后算出收购价折合人民币大概23000余元。
妇女一听喜上眉梢，立刻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将这笔钱分开存到她指定的6个账户里，而自己仅提取出65元现金用于随身携带。
其实，在妇女用黄金兑换现金的过程中，银行角落里一直有双眼睛直勾勾盯着她。当看到钱款顺利到手后，那双眼睛的主人才缓缓从银行离开。
办好账户后，银行工作人员将妇女请入休息室，并说到：“您是我们银行的大客户，为了确认和保证您的安全，我们开车送您回家吧。”
看似嘘寒问暖的一句话，背后却暗藏玄机，目的是为了摸清妇女的家庭住址，好套路出黄金究竟来源何处。
令人意外的是，妇女警惕性也很高，支支吾吾半天后谎称自己是苏家屯人。银行工作人员们见此，只好决定将她送往沈阳市公安局。
这位妇女从小长在农村，哪里见过如此大阵仗，不禁惊慌失措起来，在李局长的严厉审问下，老老实实将事情原委和盘托出。
然而！令在场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审讯出的结果为，这来历不明的黄金与眼前这位妇女，居然与19年前“沈阳造币厂黄金盗窃案”有着重大关系！
根据这位妇女的交代，她名为黄淑珍，曾是沈阳造币厂的一名员工。而在角落里盯着她取钱的男人，是她的丈夫关庆昌，曾是沈阳造币厂的生产科小科长。
这些藏于家中总重量约800两的黄金，则是他们夫妻二人19年前合伙从沈阳六一五造币厂里盗出的，总价值大约近36万元（当时是16两为1斤）。
关庆昌到底是如何躲过他人的耳目盗窃黄金的？整整19年里，他又是采用什么方法来藏匿黄金的？这其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经历，我们共同来看看。
1961年，沈阳造币厂接到了一个国家派与的秘密任务：冶炼、锻造从民间收集的黄金和白银。因为这些硬通货，可拿来通过国外换取粮食和武器，以解国家燃眉之急。
替国家冶炼黄金，这是何等的保密任务。为避免消息泄漏，遭贼人惦记，沈阳造币厂的工人们都默认，黄金代称为100号，白银代称为200号，用于平时工作间的交流沟通。
除此之外，沈阳造币厂还特意竖起高墙大院、组织起安保人员，来更好保护黄金。可惜管理体制始终不到位，许多刚从民间收集来，还未提炼的黄金白银被工人们随意堆放在地上，而冶炼完成的黄金白银只是简单装箱，摆放在仓库里，这偷不偷全靠工人自觉性。
沈阳造币厂生产科科长关庆昌，在看到工厂的安保漏洞后，不禁萌生出了贪婪的念头，我何不趁此机会，借职务之便，大发一笔横财呢？
起初，关庆昌胆子小，不敢直接对100号黄金下手，顶多对他的妻子黄淑珍说：“你在电解车间工作时，趁人不注意弄点金疙瘩带回来”。
黄淑珍与关庆昌一样，同在沈阳造币厂工作。但她没读过什么书，在街坊眼里，她就是个爱贪小便宜的女人，且对丈夫的话事事听从。
可惜，人的欲望本就是无止境的。关庆昌不再满足于只偷盗些金疙瘩，这距离日后的荣华富贵还差得远，不如铤而走险，干笔大买卖。
3月17日，关庆昌夫妇二人真正开始合谋“盗金计划”。关庆昌本想依靠厂里的生产日报表，来了解100号黄金在包装组的存放位置，但由于该冶金任务太过保密，他啥也没获取到。
关庆昌转而派妻子前去打探，黄淑珍来到包装组内，一边假意与姐妹们闲话家常，一边偷偷观察车间内100号黄金的存放点。
得知黄金被放在临时搭建的仓库里后，黄淑珍赶忙回去告诉关庆昌，两人商议后决定在星期六晚上下手，同厂工人们下班早，利于偷盗。
1961年3月18日傍晚，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临走前对存放黄金、白银的仓库做了最后一波清点，他重点查看了十几个装有100号黄金的木箱，仔细检查表面铅封和十字花型铁线是否完整，确保巡查无误后，才安心下班回家。
郭家惠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前脚刚走，关庆昌后脚便赶来工厂，对着那装有4块黄金的木箱，开始实施他的“盗金计划”！
6点左右关庆昌抵达造币厂，按原计划先赶去工厂浴池洗澡。在此期间，他主动与同厂工人攀谈打趣，让他们对自己当天的行踪留有记忆，日后好为他作证。
不得不说，读过书的关庆昌还是具备某些反侦查能力的，懂得利用洗浴机会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据，留下这个时间段的人证。
关庆昌装模作样洗完澡后，直奔办公室取回自己事先藏好的工具：手套、绳索、和铁质羊角锤等。趁着夜色，潜入存放100吨黄金的临时仓库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：那装着4块黄金且没有带铅封的木箱。
他先用羊角锤绞断木箱上的十字铁丝，再用力撬开箱盖木板三寸宽，从破口处伸手掏出箱中的4块黄金，其中2块用绳子绑在两端挂于脖子，另外2块则用双手托于身前。
在家中坐立难安的黄淑珍，看到丈夫带着金光闪闪的黄金回来，又欣喜又慌张，赶忙协助关庆昌先将黄金藏起来，再细问盗窃细节。
满头大汗的关庆昌简单洗了把脸，再看了眼时间，发现了自己整个盗金过程半小时不到，那还需要更加多的时间证人，思考片刻，他直奔附近的歌舞厅，边跳舞边热情与熟人打招呼问好，拼命加深自己在他们脑海中的印象。
1961年3月20日，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如往常般到厂上班，在办公的地方里处理着手头工作。忽然他的组员高兴极了，神色慌张地从门外闯入，颤抖着尖叫道：“组长！大事不好了！100号被盗了！”
“老实说！仓库里的金子哪儿去了？”“1960年的那2块黄金，是不是你装箱的？”“星期六晚，星期天全天，你都在哪里，做了什么？回答！”
公安人员一连串的问题，劈头盖脸朝郭家惠砸了去，可自己真的没有监守自盗啊，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来作答。
高兴贵则是厂里第二个怀疑对象，公安人员同样没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，就将他和郭家惠一起关押在工厂里，惩罚反省3个月。
和关庆昌预想的一样，工厂里所有人都被叫去问话了。他庆幸自己早有准备，找了许多“人证”给自己提供不在场证明，丝毫不担心自己会露馅。
果真，关庆昌就这样蒙混过关。事后，公安再次勘测作案现场，结果有了新发现：
由于当晚下暴雨，失窃现场留下了作案者约40厘米的脚印，再根据木箱铁丝被拧断的痕迹，可初步判断作案工具非常有可能是一把羊角锤。
他回到家第一件事，就是让妻子找双旧鞋来个“换底留帮”。黄淑珍听从丈夫主意，凭借极好的布线手艺将旧鞋底替换到作案的胶底鞋上。
完工后，关庆昌拿起鞋子一看，不禁感叹：你竟改得如此天衣无缝，让人瞧不出破绽！
至于作案用的羊角锤，关庆昌连夜找了个附近学校的厕所，将其奋力一丢，销毁证物。
果不其然，工厂第二天就开展了所有员工的鞋和羊角锤的搜查工作，关庆昌凭借自己的“小聪明”，再次逃过一劫。
自此，关庆昌这个“漏网之鱼”工作尤为积极主动，俨然一副老实人模样，更成为了厂里新提拔的干部，风光无限。
关庆昌夫妇二人，偷了800两黄金藏于家中，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。结果这19年里，他俩终日想着如何藏匿黄金，愣是没睡过一个好觉。这金灿灿的黄金放坛子里不行，埋地里也不是，放哪儿都不放心。最后，关庆昌寻思着要不直接熔了黄金，把它纯度降低，方便日后出售。
结果，黄金没熔成，反而在熔金过程中弄出巨大声响，遭到了邻居投诉。关庆昌夫妇俩生怕盗金之事败露，索性搬去了一处独门独院的小平房，附近相对人烟稀少，心里多少安心些。
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向老父亲坦白了此事，老头子气得直拍大腿，说道：“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子！国家的黄金你也敢偷！都怪我啊，都怪我啊，从小没有教育好你…”
老头子本就年事已高，得知儿子盗金之事后，更是整日忧心忡忡、以泪洗面，不久就与世长辞了。
水落石出，黄金失窃案终线年，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的消息，让关庆昌看到了发财的希望。
他粗略计算了下家中800两黄金，能换36万人民币左右，按捺不住的他立刻切割下3斤重黄金，让妻子黄淑珍拿去银行兑换现金。
令关庆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银行是有去无回，等待他的不是大笔钞票，不是荣华富贵，而是迟到了19年的法律制裁！
关庆昌落网的消息一经传出，沈阳造币厂工人们一片欢腾，他们背负了整整19年的污名，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关庆昌凭借生产科科长的职位，可完全依靠自己的勤劳双手来获得财富。那么老父亲就不会被自己间接害死，儿子也不会养成不合群的孤僻性格，此刻一家人或许正过着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。
可惜，他“金”迷心窍，机关算尽，整整19年不曾享受过片刻安宁，一辈子为800两黄金受尽煎熬，连余生都要在“盗金”的骂名声中度过，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！
